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2015-01-22 新星出版社

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的三国志故事。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他的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日本生,日本长,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他读大阪外国语学校,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他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而他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则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陈舜臣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他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根》那年36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两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他仍信奉作家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更被人张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说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旧两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之类,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解释给日本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发源黄河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在日本文坛,陈舜臣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他开创了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坚持用日文书写着中国历史;他是日本大众传媒的宠儿,经常露面NHK电视台大话中国历史,形象地讲,陈舜臣正是“日本的易中天”;而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血统信仰”的国度,陈舜臣却几乎拿遍了直木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艺术院奖等文学奖项,他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历史就像是一名记性不大好的老人,尽管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事情会永远刻在它的脑子里,但被它忘记的事情却往往多上百倍。因此,每当人们向历史老人询问一些过去的事情时,历史老人也是含含糊糊的,它也许会告诉你曾经发生过什么的,但是怎么发生的,恐怕就再也记不起来了。而那丢失的记忆,便成为了好奇的人们想要拼命了解的谜团。


除了有专门的历史学家,用了严谨科学的方法四处求证,试图还原出历史老人脑中那一块块丢失的记忆拼图外,还有一种小说家,却喜欢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大脑里,以己度人,想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一块块的历史碎片之间拼接起来,然后大声的宣布:瞧!这就是我创造的历史! 昨天在日本逝世的陈舜臣,大致就是这种人吧。想起了他在《秘本三国志》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的三国志故事。”



成吉思汗一族,通过他们的征服战争,从蒙古草原走向中国北方,走向中亚和欧洲。他们曾数次东征朝鲜和日本,南征安南、占城与缅甸,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当时的蒙古帝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成吉思汗一族的确是“世界征服者”。


《成吉思汗》从1187年十字军从耶路撒冷撤退写起,一直写到十四世纪下半叶元朝灭亡、北元建立。其时间跨度长达三百年,包括了通常所说的蒙古史、元史,涉及金史、西夏史、宋史,以及古代畏兀儿、大理、吐蕃、西辽、花刺子模、波斯、钦察、俄罗斯、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亚乃至欧洲的历史,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全书共分为《草原霸主》、《征服中原》、《沧海之路》、《斜阳万里》四卷,起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南下伐金和蒙古的三次西征;其后经历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任大汗统治时期,中间还夹有短暂的拖雷监国时期及脱列哥那、斡兀立•海迷失两位皇后摄政时期;继而忽必烈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蒙古贵族诸王之间爆发战争,忽必烈展开东征与南征,一直到元朝灭亡。


作者不畏跋涉之苦,万里取材,将精彩史实融入创作之中,为《成吉思汗》提供了一种更宏观的视野。



中国历史上乱得最惊心动魄的时代恐怕要算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了。和春秋战国的乱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乱得更加离奇,直乱得风云为之色变,乱得惊天地泣鬼神。从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开始,天下变得一乱不可收拾,由此开启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幕。后虽由晋统一了江山,但没想到,其后的政权更迭却更加频繁。与此同时,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汇入,使得中国文化的走向趋于尖锐化和复杂化。经过激烈的交锋和碰撞,最终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为盛唐多元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个后世视线被牢牢牵引的时代。今人提及魏晋,说起南北朝,似乎想起的不是兵荒马乱的世相和遍地狼烟的战事,而更多的是那面目鲜活的英雄、纵情清谈的名士和遍地林立的寺庙,还有那隔江犹唱的靡靡之音《后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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